[文章] 紐約時報專欄：絕對不能拿去問作家的問題

作者: Lavenhill (要一直前進啊) 看板: AAAAAAAA
標題: [文章] 紐約時報專欄：絕對不能拿去問作家的問題
時間: Wed Oct 17 11:37:41 2007

原文見此：
http://www.nytimes.com/2007/10/13/opinion/13lessing.html

By DORIS LESSING
Published: October 13, 2007

上個禮拜四，多麗斯•萊辛抱走了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在得獎名單公佈之後不久
，文學界也開始動起來了：照例又是對得獎者的文學成就作一番品評，當然有些反應是嗤
之以鼻。在這些批評當中，砲火最猛烈的當屬Harold Bloom，他是耶魯大學教授、文學批
評家。他告訴美聯社說：「即使萊辛在他寫作生涯的早期，確實有些值得讚揚的成就，但
我發覺他最近這十五年來的著作實在是不值一讀。」並且對本年度的文學獎下了一個評語
：「純粹是政治正確考量。」有趣的是，關於「政治正確」，萊辛女士曾在本報發表一些
有力的想法，她的看法在文章中很恰當地表現出來。此文於 1992年6月26日見報，刊於來
論版。

即使我們親眼看到共產主義的快速凋亡，但許多在共產主義薰陶下萌發、茁壯的思考模式
，仍然支配著我們的生活。這些思考模式中，很少有一詞像「政治正確」般，可作為共產
主義仍影響我們生活的直接證據。

第一：在語言層面上，共產黨人糟蹋了語言，以及語言背後的思想。這並不是什麼新論點
。他們喜歡用術語，一句話的背後常賦予極為深奧難明的含意。在那年代，很少歐洲人沒
用過這種詞句來開些玩笑，諸如「踩著堅定腳步向前」、「矛盾」、「雙面穿針」等等，
這種例子還真不少。

大約是在1950年代，我第一次見識這類與普通人心智完全脫節的口號。他們就是有本事讓
這些字眼脫離原來的字面含意，直達十萬八千里。那時我讀倫敦時代雜誌，看到一篇文章
，見識他們是怎麼用這些文字的：「上禮拜六的人民列隊是無產階級堅定力量的具體實現
……」某些詞語被限定成左派的專利，就像被趕入圍欄的家畜一般。這樣的文字，以及文
字背後所附加上的意涵，逐漸成為這群人的標準用法。不管這些文章是登在保守派還是自
由派的刊物上，大概只有馬克思的追隨者才有本事把這種文章讀完。然而這些寫手們並不
明瞭這種情況，故這類文字「遺傳」漸漸變成了一種獨家特色，也讓外人越來越難搞懂這
群人到底想要表達些什麼。

即是在五、六年後，消息報、真理報及其他數以千計宣揚共產主義的報刊看來還是一個樣
：一張經過精心設計，填滿毫無意義文字的白紙。為什麼要搞成如此模樣？道理很簡單，
讓一些或許會引起討論、可能需要為之辯護的東西佔用版面，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現在
這些舊報紙上的文字跟用法，又再度被挖出來研究了。但在那年代廣為所用，事實上是死
的、空無一物的語言遺緒，現在仍然可以在某些學術場域中看到，尤其是社會學跟心理學
的某些分支，雙眼空洞的骷髏仍在其間遊蕩。

我的一位年輕朋友來自北葉門，他存下每分每毫的錢，就為了來英國留學。他攻讀社會學
的一個分支：西方的專業技術如何在落後地區傳佈。我想看他的研讀材料，他給了我厚厚
一大本書。老實說，這些東西寫的實在差勁！裡頭用了一堆既難懂、又空洞的術語，讓人
難以理解。這本書篇幅達好幾百頁，在我看來，只需用十頁篇幅就可以把書裡的概念講清
楚了。

好吧，我知道學術文字的冗長模糊，並不能歸咎於共產主義，這是Swift Jonathan所告訴
我們的。共產黨人的好掉書包、贅言冗長，實根源於德國學術風氣，而這種霉爛的學界風
氣現今已經擴展到全世界了。

「觀念跟想法可以改變我們的社會。」這是我們這世代的眾多悖論之一：關於人類怎麼思
考、如何行動，我們曾經有許多充滿洞見的想法；最後，這些想法通常都變成讓大家讀不
下去的語言了。

第二個層面與第一個層面緊緊相扣。足以影響我們行動的有力概念，用一句話即可表明清
楚。甚至一個詞，一個直擊核心的詞就夠了。例如說：所有的作者接受訪問的時候一定會
被問到這個問題：「你認為一個作家應該…」「作家應當負起的責任是…」這類型的問題
有個政治預設，好像作家總是該做些什麼。注意，這裡包含的預設立場是「所有的作家都
有同樣的事情要做」。諸如「某人應該…」、「某人的義務是…」等片語，在人類的歷史
上早已用了好久一段時間了，這是用這詞的人所通常不了解的。還有一個詞是「託付」，
這詞看起來很新、很時髦，還沒有太久的歷史：「作家被託付了什麼樣的責任呢？」、「
作家如何回應這些託付呢？」

一個倒楣鬼（作家）被「託付」的責任是「提昇意識」，這是道雙面刃。若能給予人們極
度渴求、需要的資訊，以了解這個世界、或提供一套社會需要的道德標準，人們的意識便
會抬頭。但這過程，幾類於國小生只能從老師那得來一千零一套的官方宣傳。諸如「提昇
意識」、「託付社會責任」，或是「政治正確」，都是如此：一齣天天上演的老把戲。這
就是黨的策略。

一般的看法認為：文學批評並不是共產主義風行的結果，但事實上，他是。每個作家都有
過這種經驗，總是得說：欸，這個故事呢，它是「關於」什麼什麼的。我曾經寫過一個故
事，叫做《第五個孩子》，馬上就被歸類成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於基因研究的、關於
女性主義的、關於「反」反猶主義的……等等。

有一個從法國來的記者走進我的客廳，當她還沒坐下前，她就開口說了：「當然，《第五
個孩子》是關於愛滋病的一部作品。」

我跟你保證，這種話的冷場效果絕對一流。但有趣的是：為什麼我們的心靈，總是習慣用
這種方式來分析一部文學作品呢？若你這樣說：「因為我想討論關於愛滋病還是巴勒斯坦
的問題，所以我寫了這本小書。」你大概會得到一個「哩共蝦？」的眼神吧！一部創新的
作品「必定」圍繞著某些問題，這又是一個社會主義實在論留下來的遺產（每件創作一定
都有個某個崇高的目的）：單單為了「說故事」而寫一篇小說，即使不能說是反動，但至
少是種輕佻。

要求每一篇故事都要「關於」某些問題，是來自於共產主義的思考模式，甚至再追溯上去
，是種宗教思想。他們要的書是能帶來自我成長的，如此純樸、如此簡單，總是可以從中
採樣出一些訊息來，告訴我們作者想要表達些什麼。

「政治正確」，以如共產主義土崩瓦解的速度興起，但我不認為這是啥轉機。我並不是說
共產主義的火炬現在被那些「政治正確者」所繼承了，我的意思是這些心智上的習慣，我
們常常還未加徹底了解，就一股腦全吞下去了。

告訴人家該怎樣做，顯而易見地相當吸引人：我用對小朋友而不用大人的方式跟你講話，
是因為我認為你的行為就像個三歲小孩（你就是應該聽我的）。然而，藝術，它就是這個
模樣：總是讓人無法預測、橫衝直撞，盡其所能地讓人不舒服。特別是文學，總是激怒議
院中的委員會、反西方文化者、以及提倡道德的人們，在最糟的情況下，這些怒氣便發展
成迫害了。讓我很困擾的一點是：「政治正確」似乎沒有所謂的標準跟前例可循；而讓我
更困擾的是：就算有，好像也沒有人在乎。

政治正確有好的一面嗎？有的，他能使我們重新檢驗自己的態度，這法子一直都很實用。
然而麻煩的地方也在這：隨著各式各樣社會運動的流行，極端分子不再處於社會邊緣，他
們好像就在我們的周遭；不是狗搖尾巴，而是尾巴開始搖狗。每一個男人、女人，都默默
且理性地使用這些概念，來檢驗自己的所有想法。若人群中有20個煽動者，他們的真實動
機是追求超越其他人的權利，那麼煽動者永遠都不會減少，因為他們視自己為反種族主義
者、男女平等主義者，或是諸如此類的頭銜（而其他人都是有偏見的極端分子，所以你們
還是應該聽我的）。

我的一位教授朋友描述了他的親身經歷：當學生們在教室外遊蕩，共同抵制遺傳學課程中
的客座講師，只因為講者的觀點並不與他們的意識型態一致時。這位教授朋友邀請這些年
輕孩子來到他的研究室，想與這群學生討論，並且看些講師上課時的錄影帶。半打穿著他
們這世代的制服： T恤和牛仔褲的的年輕孩子坐在台下，等待他把錄影帶放推進放映機，
解釋自己等會要做的事情，開始播放錄像。孩子們在影片播放時，始終閉上眼睛、沈默不
語。突然，有個人站起來，走了。當然，這是一個已經安排好的暗樁。這群青少年大感震
驚，這時他們才開始注意影片，想知道講者到底說了些什麼。這正是一個年輕共產黨人行
為的最好寫照：作秀，並且把自己的心靈封閉起來。

一次又一次，在不列顛這塊土地上，我們從鎮議員、學校顧問、女校長、男校長、以及老
師們當中，看見一群被追獵女巫之陰謀集團所追趕的可憐人。這群「獵女巫者」無所不用
其極，用上了各式各樣的骯髒、殘酷手段。他們宣稱自己所聲討的對象是種族主義分子，
或是以某種角度而論：所謂的「反動份子」。一次又一次，在不斷的控訴中，真相已經很
清楚了：這場戰爭是不公平的。

我深信有以百萬計的人，剛從共產主義舖天遮地的陰影下逃出來。然而他們又開始瘋狂地
搜尋另一種教義來跟從。即使對這些新教條，他們或許對之不甚了了，但這又何妨？

（若對翻譯有任何問題或指教，歡迎討論。若欲轉載譯文，請註明原作者及出處，以及譯
者：Lavenhill@bbs.ptt2.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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